清代中叶，罂粟传入滇西，迅速引种川黔等省。受自然环境、劳力状况，以及运输条件等影响，西南三省成为旧中国的主产区与外销地。据保守估计：清末云、贵、川三省罂粟播种面积多达400余万亩，烟土产量20余万担；民国年间，在军绅政权的强迫下，种植培养面积超过700万亩，烟土产量约33万担。[1]

  农户种植，因为它是高投人高产出的作物。实施禁烟就是放弃一笔特殊的收入。或许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所占的比重较小，禁烟对社会经济影响不大。然而，西南诸省系贫穷的地方，种植最广泛的地方，乃是贫困中之贫困山区，民众谋生门径狭窄，脱贫的希望寄托上。“自秋获以后，凡手足之所操作、耳目之所闻见、心思之所营谋，目的罔不在兹。即市居之小贩、雇用之童工女工，无不乞田数亩，培植此物；或与主人定约，以此为附带条件。盖种烟与种稻时间虽久，手续虽繁，然劳力工资零星付出，收获时少可数十百两，多或千两至数千两不等，乘时待价，大批出售，可获整款。稍善居积，且有因之以起家者，实不啻一储蓄机关也”。[2]衣食于此，税捐藉此，储蓄靠此，流通依此。“政府以之为政费收入大宗，人民以之为家常便饭，上自官员，下至马夫隶卒，无不嗜之”。[3]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别的行业依附其上，凭借其支撑，依赖其运作，烟荣俱荣，烟枯皆枯。

  是祸国殃民的毒品，缺乏合法存在的理由。禁烟虽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放弃烟禁，毒害自己。是故，禁烟只是时间的问题、不争的事实和时代的趋势，派生的重重困难只能从发展中得到缓解或克服。

  历史上，危害之所以恶性泛滥，是与大小军阀利用这特殊作物，收取高额税捐，移作军费，扩张势力等有关。国民政府厉行禁烟，就是放弃这大宗的收入，其作法值得肯定，其勇气更值得钦佩。当时虽有禁烟督察处借助统制等手段，控制烟土的运销，收取大量的税收，但与未禁以前相比较，征收烟税数量毕竟减少，且部分用于补贴财政、发展农业等方面。事实上，随着禁烟的深入开展，烟土数量逐年递减，附着其上的税捐也同步降低，如欲维持财政运行，还须全力发展经济，培植新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点。

  30年代中叶蒋介石势力伸入西南诸省，在大力推行禁烟运动的同时，废除苛捐杂税，禁止敲诈勒索，鱼肉百姓。[4]如1935～1941年间，贵州裁废苛捐杂税360余种、400万余元。[5]四川、云南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取消苛捐杂税，减轻了民众的部分负担；但政府的收入也随之减少，给禁烟后业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反之，增加收入，维持财政运作，惟有发展生产，梳理或新辟税源，实现有效的转移支付。

  当时面临日寇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实施禁烟、肃清毒害显得必要与迫切，蒋介石提出禁烟与抗战并重的口号，开展禁烟运动，将瘾民改造成壮丁、烟土换种为粮田，为开展抗战预做准备。然而，抗战不是传统性战争而是近代化持久战，物资消耗极其巨大，后方的保障尤其重要；加上大量难民的涌入及众多工厂的内迁，口粮及原料等需要飞速增加，决定此时西南地区的生产不是简单的再生产，是在运用近代科技基础上增加产量及多种经营的扩大再生产。这既是坚持抗战的希望，也是厉行禁烟的目的。

  综上种种，使得西南地区加快禁烟、发展经济成为时代的急迫需要。然而，社会生产种类纷繁复杂，用途众多，划分不一。以产业特征区分，分为农业、工业及商业等，俗称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发展生产，既包括发展第一产业，亦寓有发展第二、三产业。当年西南诸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依靠内迁工厂、修建道路、加快流通等方式加以解决；在其资金积累中，禁烟督察处或地方政府收取的烟税，以及部分烟商赚取的利润是重要的来源，因涉及面较大，暂不论述。拙文重在论证第一产业，也就是西南诸省农业发展与禁烟运动的关系问题。形象地讲，是从禁烟的视角认识和研究抗战前期川、滇、黔三省的农业发展。

  检之史籍，西南诸省的开发时间久远，但是除四川盆地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外，直到民国中叶，盆周山区及滇、黔两省的社会经济仍较为落后。“民众多勤俭耐苦，文化太低，民性强悍，特重迷信，对种植、饲畜等均守旧法，鲜有改良”，被目为“夷荒之地”。[6]虽然，在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中，各省曾引进或改良作物品种，采用近代技术，发展大农业，进行作物替代，实现转移支付，降低农民的损失，避免社会经济的破产；同时培植新的税源，填补财政收入不足。令人遗憾的是，其后或因军阀争斗，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优良种籽丧失殆尽；或因缺乏引导，先进生产技术未能持续，甚至失传。抗战前夕，西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呈现作物单一，品质退化，产量较低；耕作方式落后，加工手段粗糙，效益低下；缺乏水利灌溉，生产条件恶劣，完全靠天吃饭等现象。

  更因军绅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百业衰败，民生疲困，农民破产，经济凋零不堪。一些民众被迫离乡背井，外出漂泊，甚至缴契归公或弃产而逃，以逃避苛捐杂税，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离村运动”。[7]其中，约20%～30%的地主、自耕农及佃农先后离开农村。[8]“野草闲花各自春，举村相约尽逃秦。可怜最是重来燕，犹觅当年旧主人。”[9]众多农户弃地离村出走，昭示苛捐杂税的重压，经济的衰落，社会不稳。

  开展禁烟运动，烟税枯竭，将动摇甚至摧毁西南军阀的经济基础，有助于国民政府的统治，真正地实现统一；但是也导致部分农户收入锐减，缺乏投入，给破坏不堪的经济增添困难。更重要的是，抗战需要大量的粮食等物资，该怎么样才能解决呢？于是，采取多种手段，加快农业发展，成为实施禁烟的前提与基础。

  是高产出的特殊作物，禁烟将导致公私两方面减少收入。对于政府而言，财政困难或许借助减员、裁兵、节约等手段得到部分缓解；然而，对于烟农而言，禁烟意味着破产。有鉴于此，蒋介石在厉行禁烟的同时，取消部分税捐，减轻负担，让农民得以短暂喘息，宽舒民力，挽救濒临破产的社会经济。

  取消苛捐杂税、宽舒休养固然必要，仅是治标之策，然治本之术在于发展生产、作物替代，培植税源，转移支付。

  发展生产、作物替代需要资金的投入，有投人才有产出。据四川省建设厅调查：50%～85%农户要预售农副产品，原因是经济困难(占85%)与纳税(占15%)。如果增加粮食生产，有50%农户缺乏资金，20%～30%缺乏种子，20%～30%缺乏肥料，10%～20%缺乏劳力。增产方法有：40%～100%希望获得贷款，增加投人(原注：几乎每县都要求，下同)，10%～30%要求提高售价(约小半县份要求)、10%认为要改良品种和土壤与开荒(仅有数县要求)。[10]同样，农副产品也需要及时运输，迅速消化，减少囤积，实现价值。据调查：农户的87%～99%稻谷、小麦、桐油、猪鬃、棉纱、土布、棉花及蚕丝等需要出售或购买；出售农副产品感到交通不便有30%～60%，价格低落有25%～35%，市场受到操纵有25%(部分县份缺乏此资料)；在解决手段中，主张办理联销合作有50%～75%，筑路疏河、方便运输有20%～50%，由政府评定市价25%(部分县份缺乏此资料)。[11]这一些数据表明：多数农民依靠预售作物维持简单生存，发展生产缺乏资金，销售产品缺乏便捷的运输及相关信息。然而，这些困难尤其是资金缺口若靠农民自身积累加以解决，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需要实施贷款，依靠政府或银行扶植帮助，采取合作等形式，组织单个农户，发挥集体优势，弥补个体不足。

  20世纪初，合作社虽然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但是将其提上主体地位，藉此拯救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则在30年代。1931年，实业部颁布《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拟建立信用、供给、运销、利用、储藏、保险和消费等不一样合作社，藉自助互助等形式，改进生产方式，消化农副产品，救济农村，发展经济。为此，该部曾采取各种手段，广泛宣传，试图使合作运动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利于开展。[12]尽管如此，要广泛推行却存在诸多困难，尤其是该部设计的农民出资认购社股的集资方式，脱离实际，难以被民众所接受。真正将合作社与农业贷款付诸实施的是蒋介石。

  1933年，蒋介石在组织兵力“围剿”红军以及清除军阀土匪期间，藉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布《保证责任农村利用合作社模范章程》，充实与完善实业部先前的设计，[13]配合其军事行动，在部分省区付诸实施，藉以恢复经济、网罗民心，巩固的统治，“治标剿除‘’，治本生产建设”。[14]在此基础上，1934年立法院通过《合作社法》，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法律；接着，实业部制订施行细则，对合作社法进行若干补充，以期有效地得到推广。[15]

  各类合作社虽然启动，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不少困难，症结仍是资金，存款吸收不到位、借款手续麻烦、还款困难等等，使得各种各样的形式的高利贷依然活跃，盘剥农民。“农民自力复兴农村，其基本组织固在合作社，但目下农村均苦于资金之缺乏，凡属农民均受高利借贷之压迫。欲使信用合作社自由运用其力量，使佃农自耕农化，自耕农独立化，非有各种长期、中期、短期农民金融机关以为之辅导不可”。[16]

  最初，蒋介石曾设立农村金融救济处，融资扶植“剿匪区”的社会经济，与建立合作社等互为表里，相互配合。随后，他利用禁烟督察处获得大量特税作为底金，将金融救济处扩张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农民银行为蒋介石本人直接掌握，采取信用保证、抵押和实物等形式，发放农产抵押贷款、农民和合作社贷款等，满足一些农户的融资需要，加快了合作社的推行步伐，为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提供条件。[17]

  30年代中叶，国民政府势力伸入西南诸省，立即开展禁烟，与之匹配的是推行农村合作社，复兴经济。如刘湘曾饬令四川各驻军指导并协助农民组织合作社；接着，农民银行亦参与其间，与四川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携手，着手开展诸如信用、利用、供给和运销合作社的贷款活动。[18]云南、贵州等省也接受合作方式，扶植农户，活跃金融，改进生产，增加收入，恢复经济。当中，以贵州的发展较为迅速。

  抗战爆发后，发展经济，保障后方供给、满足前方需要成为当务之急。如欲发展经济，一定要坚持禁烟，采取多种手段发展农业，巩固国民经济的基础。于是，扩张合作事业、发放农贷、促进金融流通显得很重要。为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统一并灵活资金的运作，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与农民银行携手合作，成立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1939年9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由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确定由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战时财政金融政策有关各项特种业务，蒋介石以农行董事长的身份任四联总处主席等，确定各行的业务分工。其中，农民银行为：1.办理农业生产贷款与投资，2.办理土地金融业务，3.办理合作事业放款，4.办理仓库及农业保险业务，5.吸收储蓄存款。[21]随后，在《中国农民银行条例》中，再次确定其营业范围为：放款于农民组织之合作社及合作社之联合社，放款于农业之发展事业，放款于水利、备荒事业，经营农业仓库及放款于农业、农具之改良事业等12项；还对农业贷款做出5项具体规定。[22]当然，业务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其他银行因环境条件、人事关系等影响，也参与其间，扶植合作等事业。

  需要说明的是，在发放贷款、扶植合作事业等方面，以后方6省(川、黔、滇、甘、陕、康)为重点，四川很重要。蒋介石指示：“农贷须定中心地区，不可普遍一律。并以四川为首区，所有人才组织，当先用之于四川、西康，必使其本年(1940)能发生成效。其他为陕、甘与滇、黔，亦望有相当成效，而后推及其他各省。”[23]简言之，利用贷款，经济输血，扶植农业，带动其他，促进发展，加快后方建设。故在1941年四联总处农贷款项总数中，西南4省(含西康)占国统区全部贷款的42.3%，其中四川就占31.8%。[24]次年，在四联总处的农贷款项中，西南4省占44.7%，四川仍占首位，占34.1%。[25]

  随着农贷运作的拓展和后方建设的加速，贷款种类及数量也相应增加。如农业生产贷款、农业供销贷款、农村副业贷款、农村储押贷款、农田水利贷款、农村运输工具贷款、佃农购置耕地贷款和农业推广贷款等相继开展，并新辟土地金融等特殊业务，以便鼓励开荒、改良土地，或支持农户购置或收回土地。其间，在农本局的指导下，农行等与各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积极努力配合，在部分县属设立合作金库，筹集、调剂、供给合作农贷资金。个体农户通过合作社等渠道获得贷款，购买种子、肥料及牲畜等，增强了生产能力；一些政府部门或团体亦通过这一些机构获得贷款，开沟筑堤，兴修水利，发展灌溉，改善生产环境，作用积极，效果明显。[26]1941年7月前，贵州77县有53县设立合作金库，从农行、中国银行等获得合作贷款1386.3万元，救济贷款28万元；[27]四川(115县)、云南(9县)也建立数量不等的合作金库。截至1942年6月止，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及重庆5省市，共获合作贷款10201.6万元，占全国18省市(国统区)贷款总数的28.5%。[28]

  农贷的成绩是积极的，有力地支持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凝聚众多的个体农民。据不完全材料统计，1937年底四川有合作社2374个、社员数13万余人(124县统计数)；贵州1487个、43000余人(61县)；云南129个、3000余人(52县)。到1942年6月，四川有合作社28800个(含社员社，下同)、社员149.9万人、股数841.8万元；贵州13600个、社员数51.7万人、股数264.3万元；云南7000个、社员数24.6万人、股数371.2万元；西康1300个、社员数8.3万人、股数56.1万元；重庆386个、社员数12.9万人、股数323.2万元。较之1937年统计数，均增长10倍左右。[29]合作社组织和凝聚个体农户，形成协作效应，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那些交通方便、信息较灵、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收效更加明显。

  此外，通过合作信用等组织的运作，疏通资金的流动，活跃农村金融，一些农户利用合作贷款，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增加收入；一些地方依靠贷款，组织农户，因地制宜，或加工农副产品，提高其附加价值，或办起手工作坊等，生产适销对路之产品，或开办商店等，实现作物替代和收入转移，部分弥补禁烟带来的损失。[30]加上森严禁令的惩罚，压抑了一些人偷种的冲动，禁烟法令得到一定效果的落实。更重要的是，借助农业贷款等形式，部分资金流入农村，投入生产，为改良作物、推广近代科技、兴修水利、发展特色副业起到“经济输血”，以及利用集体的力量，克服个体农户的局限，加快西南诸省，特别是四川的农业发展，并在政治上起到向心的作用。“各行局办理农贷，区域至广，或深入苗瑶蒙藏之区，或接近敌人炮火之境，农贷所及之处，颇收农业生产增加之实效；而边区农民，深受农贷实惠，感怀政府德泽，坚定抗战信心，尤具重大之意义”。[31]

  不可否认，农贷在实践中也暴露一些问题，如期限较短，多数仅有一年，贷款投入尚未收回成本，又急忙偿还债务，影响再生产；部分地方存在包办现象，以及办假合作社，挪用贷款，等等。

  合作社与农贷仅是西南诸省发展近代农业的一个方面，重在资金的融通与民众的协作，解决禁烟后、投入减少等问题，并为恢复经济融入资金，促进发展，增加收入，形成合力效应。当然，农业发展与开展禁烟还表现在作物改良、耕作技术提高等方面。

  罂粟系半年生的植物，秋种春收。在种植未广、牟利动机尚不明显时，罂粟多采取套种形式，故对小春作物的危害不深。清季，川滇黔因其产量高、质量较好、售价低，排挤了其他省区的，替代了进口，成为国产烟土的主产区和外销地，种植罂粟大有利可图。为提高产量及质量，套种方式被烟农摒弃，整块旱地种植罂粟，挤占小麦等作物的播种面积，小春减产；部分冬水田也放干蓄水，栽种，缺乏休耕保养，水稻产量下降。

  粮食等减产固然与罂粟抢占耕地、放弃休耕等有关，但须看到西南诸省原有粮食及经济作物的品种产量低、效益差，与的收益差距悬殊。清末川滇黔各省引进或改良的部分作物，具有一定品种优势，因缺乏后续性的选种培育，退化现象严重。加上传统耕作方式的落后，病虫害严重，水利工程的缺乏、灌溉面积较少，农副产品产量低、品质差，效益不好，难以弥补收益，农户缺乏舍烟易粮的愿望。如云南原有小麦品种差、耕作方法传统、产量低，收益的悬殊，使得罂粟替代小麦成为小春的主要作物。实施禁烟，一定要进行作物替代，“然须改良品种和栽培方法，以土法制造面粉技术，面粉在云南有市场(原注：舶来者高于土粉价格5倍)，并可运至越南。小麦是与价值相当的作物，易于提倡和利用，以替代罂粟”。[32]它们既是影响禁令贯彻的困难所在，亦是开展禁烟一定要解决的关键。

  30年代初，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设立土产改进委员会，调查各地作物品种及产销状况，设立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着手引进和改良作物品种，促进农业的发展；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四川省银行等机构也有所活动，进行一些类似的工作。

  1935年，在蒋介石的督促下，西南诸省再次开展禁烟运动，发展农业、实现作物替代和经济转型等也提上议事日程，作为禁烟的重要配套措施，并付诸实践。如四川省府召开全省生产建设会议，商议怎么样提高农民知识；设立试验场、模范区，率先垂范，引导其他；改良棉丝品种及加工技术，发展副业及家庭手工业等，增加农户收入，为落实禁令建立的经济基础。[33]其间，重庆行营还明确规定川黔当局的施政方针，首在救济，再谋发展。要求恢复和开垦荒地，以救济失地农民；防御水旱，祛除病虫害，以除农害；保护私有产品，维持小工业，改良技术，以救济原有生产事业；增设农民银行经营网点，筹设农贷所，推行信用合作事业，以救济农村金融；保护和发展副业、畜牧业及手工业，以利用剩余时间和劳力，增加收入；改善运输条件，提倡运销合作，救济滞销，提高售价；取消不当捐税及陋规，减轻负担，增加投人；厉行仓储制度，调节粮价，防备灾荒，等等。[34]

  目标虽然确定，但须看到西南地区发展农业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战争后，门户洞开，东南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近代技术、作物等引进及传播较为容易；更因国民政府建都及金陵大学培养方向等因素，江浙的农作技术先进、作物品种优良、科研力量较强、与国内外联系密切，具有生产及科研的强势。于是，国民政府在实业部下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还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立中央棉产改进所等机构，科研人员以金陵大学教职员为主，负责作物品种及农作技术的引进、改良和推广，增大效益。因此，西南诸省如欲发展农业，实现禁烟后作物的替代和收益的填补，截流开源，需要东部的“有组织”支持，在引进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改善栽培方法、增施肥料等方面花大力气、下深功夫。1935年云南省建设厅鉴于棉花是滇省的大宗舶来品和利益外溢物，特地延请棉产改进所冯泽芳来滇当地考验查证。经过考察，冯氏建议：以增产为主，改进品种为辅；推广土棉为主，引进品种为辅；以滇南为主，滇西为辅。根据其建议，云南省建设厅饬令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选择和利用土棉品种，推广种植培养面积，并实施优惠政策，贷款农户，鼓励发展棉花生产，增收节支，弥补禁烟造成的损失。[35]再如，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后，确定“以改进本省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后方生产，加强抗战力量为主要施政方针”，主动与经济部联系，部省合作，设立贵州农业改进所，负责试验、研究及推广；确定烟地以改种小麦为主、烟叶为辅的方针，发展小春作物。[36]四川也成立稻麦改进所、家畜保育所、棉作试验场等9个研究机构，以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

  1937年抗战全面展开，后方的地位尤显重要，其建设问题也更突出，应采取何种方式，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建设根据地，贯彻禁烟，发展生产，坚持抗战。次年3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强调后方建设的重要与必要，“战争之胜负，每以后方对于前方物资供给之能否充裕为断”，指出前方抗战所需，后方生活所资，均依赖农业为基础，一定要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农业以增加生产，保障供给，带动其他，等等。[37]

  不久，经济部依据这方案，提出战时农业建设方针的具体措施：以广泛种植优良种子、推广指导施肥、防治病虫害等，改进和提高农业技术；建立农业金融机构、办理农业生产贷款、筹设农产运销制度等，健全农村金融体制；由中央及省农业改进所牵头协调，县区农业推广等，改善农业组织；因地制宜，迁徒难民，采取不同的规模，发展垦殖事业；广泛栽培经济林木、大规模人工造林，充分的利用原有森林资源，进行林产品加工；进行畜种的储备及改良，改进羊皮、猪鬃等加工工艺，防治畜疫，开展耕牛的保险等，加快畜牧业发展。[1]随后，五届五中全会通过《西部各省生产建设与统制案》，将发展西部、尤其把发展四川经济提上突出的位置。[38]

  为有效地协助和促进工作，加快后方建设，国民政府加大东部支援西部的力度，将原有各农科机构合并成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川、黔、滇等省设立工作站，配备相应的人员，要求适应西南环境，奠定农业改良的科学基础，协助各省农业生产机构的调整合并，成立省农业改进所。如1938年，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协助下，四川省将先前9个科研机构调整精简，成为四川农业改进所，赵连芳任所长，原有机构分别改为组、场、委员会等。[39]其间，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各省农业改进所合作，引进及改良棉花品种，扩大种植培养面积，培训技术人员，改进生产技术，防治病虫害，管理轧花和建立运销组织等，实现棉布自给。利用烟地及冬闲地，增加小麦及油菜生产；利用山地喂养山蚕、增植茶树与油桐等；制造血清、疫苗等，防治牛猪瘟疫；广泛推广粮棉等改良品种；病虫害防治与相关机械的制造；改进土堆肥料；建立推广机构，实施推广督导；设立改良作物繁殖站，实验繁殖制造示范；办理国营农场，发展农田水利；调剂农村金融等项工作。[40]此后，西南诸省农技试验与推广进入兴盛时期。“经济部对于增加食粮工作，特注重于稻麦生产之增加与品质之改进。对于水稻，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为主；小麦，则除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外，近来各省厉行禁烟，故复尽量将烟地改种小麦，以增加小麦栽种面积”；以及推广玉米、马铃薯、甘薯及黄豆等作物，落实禁烟的法令，增大粮食的供应量，[41]保障后方，支援前线。

  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及省农业改进所的督导下，各县设立农业推进分所、中心推广区和农会等团体，设立试验场，划出试验地及苗圃等，以增加粮食及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选择和推广优良种子、树苗、禽畜及农具、肥料等；防治病虫害，预防兽疫；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特约农家举办耕作示范，委托农家选择优良种子、树苗和种畜；协助合作事业，倡导农业仓库、家庭事业和手工业，以及小本借贷；协助农村金融事业、农产运销与调查等等。换言之，利用各类农技组织，促进农业的发展。其间，各地政府也积极行动，主动配合。如，云南省建设厅在第三科内特设推广股，推广农业种植技术，督导各地推广杂粮植物，以及调查木材来源及销量状况等等。[42]四川省建设厅从1938年起，持续开办3期为期一年的甲、乙、丙农业推广技术人员训练班，培养大量的农技人员，充实基层农业推广所或中心试验区，传授有关技术，指导和督促农民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发展生产。[43]

  这些措施的综合运用，迅速地推广优良品种，提高生产技术，增强防治病虫害的能力，有力地促进农业的发展，其中以粮棉生产尤其突出。仅就贵州而言，引进的水稻品种较之土种增产10%～30%、小麦增产15～20%，且秆强不倒，少有病害，早熟丰产，优势显著，受到农户的普遍欢迎。[44]加上市场需要旺盛，售价的提高，以及运销的方便等，为实现禁烟创造条件。如贵州省府确定小麦、油菜为罂粟的替代物，禁种后烟地播种小麦、油菜等作物。1937年增播小麦面积24万亩；次年，再增播41万亩，到1939年冬，贵州省在冬闲田及地上再增播小麦90余万亩。[45]在推行过程中，“农民以廿八年之高价小麦及油菜与抗战前之低价烟比较，种小麦、油菜之利润尚厚，故对于禁种未尝怨言”，作物的替代比较顺利。[46]更重要的是，处于抗战这特定时机，消费的拉动，售价的提高和销售的顺畅，农副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农民地位有所改变。“前数年间奔走呼号，皆曰农村破产；今则所产之物价踊腾，一变而为劳工神圣矣”[47]，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加上合作社的建立，农贷信用的实施，小宗贷款的获得，部分农民手中有了资金，增加投入，使杜绝、开垦荒地、增产粮棉等从可能变为现实，促进西南诸省农业快速地发展，尤其是粮棉播种面积的扩大及产量的提高，当中以小麦及甘薯、玉米等杂粮的增幅最为迅猛。

  除粮棉之外，木棉、桐油、烟草、蚕丝、蔗糖等经济作物的引进、改良与生产也有显著的进步，带动相关加工业的发展，实现了收入的转移支付，部分地填补禁烟后的收入短缺现象，有助于禁令的落实，基本上满足数年抗战的需要；同时形成烟草、蔗糖、桐油等经济作物的新主产区，为尔后西南诸省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因篇幅所限，姑从略。

  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改良品种、改进方式、祛除病虫害等固然十分重要，但亦需要水利工程的兴修，增大灌溉面积，增强抗御灾害的能力，保障作物的生长条件，实现稳产高产。

  当年，除成都平原等少数地方得益都江堰等传统水利工程，灌溉条件较为便利外，西南诸省峰峦横亘，山高坡陡，水利工程缺乏，作物灌溉取诸自然，生产状况受控于天时，以降水量的多寡及均匀程度决定丰歉，一遇旱涝，灾荒立至。简而言之，靠天吃饭。

  建设水利工程，除靠劳力使用，更赖资产金额的投入。然而民国年间长期混战，军费开支恶性膨胀，军阀劣绅多方罗掘，搜刮殆尽，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哪有积储用于投人。尤其恶劣的是，一些军阀为争夺地盘、扩大势力，恣意挖堤开坝，毁坏水利工程。1933年刘文辉与邓锡侯发生矛盾。刘部占领崇宁，邓部退守灌县，“决堰死守，沿河十余县泛滥成灾，禾稼淹没，农事堪虞”。其时，刘部因河水湍急，进攻受阻，掘毁江都堰，以减水势，造成“外河水涨，河沿各县均受水灾”。[48]战争、苛捐杂税及灌溉渠网的破坏等影响生态环境，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后果严重。

  发展生产，特别是山区生产，水源是命脉，灌溉是基础，重要性非同小可。30年代中叶，西南诸省厉行禁烟、发展生产，一些当权者萌生兴修水利工程、保障作物生长条件的构想。“自中央厉行烟禁，数年后农民即不能再事种烟，若不谋预补之方，则农村经济更趋凋敝。是以改进贵州之农业，第一当改良稻、麦、玉蜀黍等品种，以求单位面积之丰产；第二当奖励垦荒，以求耕地面积之增加；第三当提倡种植特用作物，以抵补之收入；第四当努力造林，整理农田水利，以期生产之安定；第五当倡导农村合作，以减少中间之剥削”。[49]

  抗战爆发后，川滇黔作为大后方，担负前线后勤供给，地位重要。要增加粮、棉等产量，除变烟地为粮田、增加种植培养面积，引种改良、调整耕作方法、增加科技含量外，还须兴修水利工程，完善灌溉系统，旱供涝泄，保障作物生长的必须条件，增产才有机会成为现实。农本局何廉有鉴及此，认为“促进内地农业生产的最有效方法是发展水利灌溉和改良种子”。作为经济学家，他不仅观念上灌输下级，影响同僚以至最高决策者，形成共识；而且行动上先行一步，在武汉、长沙等地招募原黄河、淮河等工程技术人员，储备人材，未雨绸缪；还在农贷资金等给予保证，有米下锅。[50]1938年，农本局与成都行辕、四川省府携手合作，共同集资，成立四川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后改名川康水利贷款委员会)，以供款方式，贷与农民，建设小型水利工程，完善灌溉系统；至于一些大型工程，农本局等予以贷款，热情参加指导，由川康水利贷款委员会等承建；还与贵州、云南省政府合作组建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办理勘察设计等事宜，从事前期的准备工作。

  据1938年底经济部报告：是年四川完成的水利工程可灌田11万余亩，尚在修建的工程，能灌田14万余亩，已测量完竣准备开工的工程能灌田52万亩；贵州已勘察设计拟开工者能灌田1.4万亩；云南初步勘察的工程可灌田260余万亩。[51]再据农本局统计：迄至1939年底，在川康水利贷款委员会约定贷款388万元中，该局订定250万元，已拨贷款162.9万余元，完成堰103处，塘452处，受益田地15.8万亩；贵州约定贷款120万元中，农本局订定100万元，已拨2.3万元，惠水等4坝已开工，受益田地2万亩；云南分别是200万元、150万元和3.1万元。[52]

  仅仅数年，川滇黔兴建或改造少数的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增强了抗御灾害的能力，保障了作物的生长条件，提高了粮棉的单位产量，填补了禁烟带来的损失，效果非常明显。其时，四联总处也表现极大的兴趣，视为当务之急，积极支持。“农民知识落后，经济力量薄弱，因此缺乏改造环境之能力，尤其因农田水利之失修，以致灾荒频仍，死亡相继，生产减低，国力之损耗，难以数计。本总处认为兴办农田水利，收效最速，其功最著”。[53]

  1941年初，农本局撤销，四联总处随即接手此项事务，列为农贷之首，发放大宗贷款。“农田水利之兴废，关系农业生产之盛衰，至深且巨。国家虽有专门水利机构之设置，但以天然水道之整治工作艰巨，无暇兼顾小区域之农田灌溉工程。若由贷民自动兴建，则既乏专门之技术与经验，且所费工款亦颇大，实非农民力量所能胜任。本处有鉴及此，特于廿九年倡办农田水利贷款，列为农贷之中心工作，并督促国家行局分别与各省订立贷款合约，兴办各地之农田水利工程”。至于挖塘修堰凿井等小型工程，则饬令各地农贷行局全力支持，自行办理。[54]

  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发展灌溉网络，保障农业生产的门槛，增强抗御灾害的能力，单位面积产量因之提高，尤以贫瘠土地的增产最明显，成倍增长。目睹这些成绩，四联总处官员颇感满意，“农贷之成效，以农田水利贷款为最著。各处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灌溉农田，增加生产，其利甚滹”[55]，激发追加投入数量，增大扶植的积极性。1942年，该处对四川大型水利贷款8800万元，连同行政院及四川省府的2200万元，投资超过1亿元，新开17处灌溉工程及简阳等10县堵水坝工程，预计受益田地22.3万亩；对贵州大型水利贷款400万元，修建贵阳中曹司灌溉工程、惠水附廊区灌溉工程及威宁草海排水工程，受益面积达9.8万亩；另投放小型农田水利贷款108万元，支持龙里等县开沟筑堤挖塘；对云南增加贷款1160万元，兴建文公渠、竹园堰等工程，预计受益田亩9.4万亩。[56]

  在农本局、四联总处投放大量贷款，积极支持西南诸省农田水利建设的同时，四川、贵州及云南等省地方政府也主动配合，确保这些工程进展顺利。值得提出的有，在缪云台领导下，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在蒙自草坝开凿两条运河，疏通积水，开垦荒地数万亩，建立蚕业新村公司；还在昆河、宾川及弥勒、沪[泸]西等地建立水利工程处，进行大功率提灌，旱涝保收，确保农业的增产。[57]

  40年代中叶，国民政府将发展经济的重点从粮棉生产转入发展工业与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业，水利工程建设速度有所放慢；再者，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持续贬值，[58]尽管投放的货币量日益增加，但总赶不上物价的涨幅速度，一些工程进展步履维艰或收尾困难，影响再投入。更因西南诸省的水利工程建设初具规模，以后建设只是在此基础上作惯性的运作。

  当我们粗略论述抗战初年西南诸省农业发展的缘由及状况，又将禁烟运动与之联系，做进一步的分析。

  30年代初，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在积极“围剿”红军等的同时，接管禁烟事务，利用其特殊权威开展禁烟运动。

  对蒋介石在大敌当前进攻红军等的评论，不是本文论述的内容，我们只想论述几句禁烟运动与西南诸省农业发展间关系。

  1932年，蒋介石藉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名义，先后颁布《党政军服务人员及学生限期戒烟办法》、《派员查禁十省种烟办法》、《严禁腹地省份种烟取缔采办边省产土章程》等法规，提出“二年禁毒、六年禁烟”的口号，确定江苏、安徽等10省为立即施禁区域，云南、贵州等省为分区逐年递减省份。然而，除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东部及中部省份外，西部诸省仍然是罂花怒放，争奇斗艳。

  1934年底，蒋介石藉追赶红军之机，将中央军开进贵州、云南及四川。当蒋介石控制西南诸省后，改变了先前的设想，把抗战的根据地从西北移至西南，其中以四川为重点，称为“天然复兴根据地”。随之而来的是，强制四川、贵州等省开展禁烟运动。

  当时中日间斗争尚未激化到最后的摊牌阶段，蒋介石对禁烟的宣传集中于发展经济、健康民众体质等方面，掩饰其真实用意。随着矛盾的尖锐，蒋介石将禁烟意义升华到民族复兴的高度上。“的危险远甚于外侮。我们民族能否复兴，要看我们能否一下决心，振作精神，修明内政，增强国力，最重要者，就是看我们能否铲除烟毒的祸毒”。[59]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认为“烟毒与倭寇均为我民族最大之仇敌，抗战与禁烟同其重要，不容轩轻”，[60]直接地提出禁烟与抗战并重的口号，一再敦促西南诸省当局采取严厉措施，尽快禁绝，甚至直接领导四川的禁烟运动。

  究其原因，抗战需要战士，士兵源于壮丁。在一个“三人同行必有瘾者”的社会里，只有禁吸，改造瘾民成为壮丁，才有兵源；“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是胜利的保障，抗战需要物资的支撑。实现物资供应，必须禁种，变烟地为粮田，换罂粟为粮食。“战时农业生产力应集中于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之生产，此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乃吾国大后方之农业尚有许多非生活必需品之生产，其种植为最不合理之事，且种烟区域大都良美肥沃地力，万不能任其浪费，人民万不能任其毒害，政府应当机立断彻底铲除”。[61]粮政、兵役是支撑抗战的支柱，其获得与保障非实施禁烟不可。

  具有高投入高回报的特点。利益的诱惑，农民有生产的积极性；更因其强烈的成瘾性，一旦习染，对烟民而言，须臾不可离开，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并随烟瘾的增大而持续递增，因此，销售稳定顺畅，附着的税捐增多，效益明显。禁烟运动的开展，就是要放弃这高产出的特殊作物，无论对政府还是烟农，其困难程度是相当的巨大。单就禁种而言，依靠严厉的法令固然能收到部分成效，但对于一个遍地是瘾民、处处皆罂粟的区域而言，关不胜关、杀不胜杀，严厉的惩罚恐怕因涉及面过广而失去效力，法毕竟不治众，解决的关键还在于作物的有效替代和收入的转移支付。

  要替代、抵补其高收入，既需要单位面积的高产量，降低与的比较效益；也需要种植培养面积的增加，形成扩大再生产。3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西南诸省积极禁烟的同时，藉建立合作社和农贷融资与之配合，一些农民获得资金的支持和群体的协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同时，使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优良品种的引进、耕作方式的革新等，提高了作物的单位产量，增加其效益，缩短与罂粟的收入差距；水利工程的兴修、灌溉网络的建设，部分地保障农作物的生长条件，使稳产高产从可能变为现实……这一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使得粮棉等作物替代了罂粟，效益的提高，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禁烟运动的开展有了较坚实的经济基础。禁烟运动的成功，烟民脱瘾为壮丁，烟地改造为粮田，既促进生产的发展，实现收入的转移支付，又将大量兵员、物资输送前线，有力地支持抗战，相互联系，互为促进。我们大家可以这样说：没有禁烟运动，就不会有西南诸省的农业发展；没有农业的发展，就难以保障抗战的物资和人力所需，坚持抗战和取得胜利不能不受一定的影响。是故在一个缺乏战时动员体制的旧中国，开展禁烟运动、发展农业生产，对于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意义非同小可。

  应该看到，西南三省禁烟各有其特点：云南主动禁烟，利用全国的禁烟氛围和预先奠定的某些基础，及时地紧跟形势，推行禁令；贵州服从禁烟，即被禁烟督察处所控制，按国民政府的指令逐渐开展，其收益的缺口自然由其填补；四川被动禁烟，在蒋介石施加的沉重压力下禁烟。在操作的流程中，云南及贵州采取缓进的作法，分期禁种，逐年减少烟亩面积，降低禁烟带来的损失。四川则实施猛烈禁烟的方式，除川东10县外，其他区域同时实施禁种，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加之被动禁烟，本身并不愿意，禁烟措施的设计不甚周详，其推进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更因四川罂粟种植培养面积广大，禁烟派生的损失也就更为严重，经济衰退趋势尤为迅速。然而，四川是抗战的“天然复兴根据地”，承担主要的后勤保障，其压力远比滇黔及其他省份更为沉重。该怎么样才能解决呢？从政治角度上讲，蒋介石兼任川省主席及禁烟督办等职务，是利用其特殊的政治权威，强制地推进禁烟运动；在经济方面，以四川为重点，给予大量贷款、积极扶植，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其作法既促进禁烟运动的纵深发展，保障了禁令的全面落实，又积极地提供物资及兵源，切实地起到根据地的作用。是故，国民政府对四川等省的积极扶植，并非特殊之待遇，而是基于四川实情做出的决策。从禁烟的效果、农业的发展，以及抗战的实践来看，是恰当的，舍此之外，难寻他策。

  抗战前期西南诸省农业发展是在国民政府的积极禁烟与大力扶植下取得的，推进禁烟与发展农业互为促进，相得益彰。通过它们，蒋介石从政治上消除了军阀割据的基础，实现统一，寻找到进行抗战的新立脚点；在经济上推行近代农业，促进西南地区的发展，建设大后方；更重要的是，开展禁烟与发展农业间的互动，实现壮丁及粮食等物资供给，基本保障了前线的需要，满足了后方的要求，坚持抗战由可能变为现实，并最终取得胜利。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